英限制人员流动致恐慌性囤货 食品杂货销售创纪录


报道称,1月7日,对武汉出现的肺炎情况,美国疾控中心建立了“事件管理系统”(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并建议前往武汉的旅客采取预防措施。1月20日,就在中国科学家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两周后,美国疾控中心开发了自己的检测技术,并检测到了美国的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纽约时报》对美国50多名现任和前任公共卫生官员、行政官员、资深科学家和公司高管进行了采访。他们表示,负责检测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威胁的3个政府机构,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都没能足够迅速地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即使科学家关注着中国的疫情肆虐并发出警报,这些机构的负责人也没有及时作出反应。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2日的报道,研究者在对华盛顿州两个感染者携带的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和对比后认为,新冠病毒当时已经可能在当地传播了数周。这两名感染者来自同一个县,其中一人为美国的首例确诊患者,另一人则没有已知的病毒接触史。

对于政府批评的声音不在少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家詹妮弗·努佐(Jennifer Nuzzo)称,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潜在影响的认知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限性”。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前局长玛格丽特·汉伯格(Margaret Hamburg)认为,这一失误导致美国的病例“呈指数式增长”。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外救灾办公室前主任杰里米·柯宁戴克(Jeremy Konyndyk)更是对《卫报》表示,美国的应对不力是“(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和基本领导力在现代最大的失败之一”。

报道称,政府官员之间缺乏信任是一重因素。美国卫生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M. Azar)负责监督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管局这两个机构,并协调政府的公共卫生部门应对流行疾病。但整个2月,阿扎认为疾控中心提供给他的检测数据不准确,他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关系持续紧张。当公众对检测问题的批评加剧时,阿扎也无法推动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加快应对速度或改变工作方向。

报道称,在美国疾控中心履行了在公共实验室快速启动检测筛查的义务之后,下一阶段应该动员私营部门。然而,履新不久的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不愿动员企业,而是遵循了食品药品监管局以往繁琐的批准流程。

29日晚,153名滞留湖北台胞在上海搭乘飞机返台,检疫人员随即采检并将他们送至检疫所集中隔离。“流行疫情指挥中心”30日公布检验结果,其中有3人因检体品质不足必须重采,其余150人都呈阴性。

“检测至关重要,如果你看不到病毒,你就无法阻止它。”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说道。

韩国的监管机构则适时放宽了检测规定。据路透社18日报道,韩国政府在1月下旬就召集了20家医疗制造商的高管开会,要求他们协助开发新冠病毒检测方法。在这一会面的一周后,韩国就批准了首个检测方法;2月底时,韩国每天就已能够检测数千人7周后;会面的7周后,韩国已对29万人进行了检测。

德布拉西奥承认,纽约市在早期未能得到充分检测,因此虽然确诊患者已经超过3万8千人,但由于社区传播早已开始,再加上轻症患者依然达不到检测标准,因此纽约市新冠肺炎感染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